从“保增长”到“促稳定”

　　记者：“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去年底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中的核心政策。您如何评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明年财政、货币政策的定调？

　　杨宜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这么定调是因为考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字面上看，似乎中央关于财政、货币的政策没有变。我们可从两个方面看中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个是要看怎么说，第二个是看实际上具体是怎么操作的。2009年的财政是非常积极的，货币政策不是适度宽松，而是相当宽松。经济学上，以前我们可能只有三、四万亿，比如说增加20%，就是适度宽松，放到20%—30%即放到五万亿，现在又等于在这个基础上实际操作，放了百分之百，今年可能是十万亿。所以今年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相当宽松的。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八”，因为年初形势比较严峻，保八没有底，现在保住了，而且可能稍超了一点，达到了8.3%—8.5%，这是我们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是超计划的、超目标的。2009年，中国的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企稳。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就业也可以说是在全球率先好转的。这一点要给予足够的肯定。

　　2009年的资金信贷政策不仅要看是怎么说的，而且主要是要看怎么做的。货币政策由今年的相当宽松转到明年的适度宽松，做法上肯定不能比今年多，今年主要是为保八，现在经济已经保住了，所以不提保八，因为“保八”也是铁定的，明年GDP增长可达9%—9.5%之间，所以明年的主要任务是调结构。但是为什么说明年的货币政策是宽松的，因为明年还有一些投入，以及一些后面的配套政策，货币供应还要保持一定的量。

　　明年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主要是在平稳成长的前提下，调结构和管理好通货膨胀的预期。

　　对于明年的财政政策力度，恐怕不及今年的力度。因为现在财政赤字的水平各方面都要考虑，对它都有一定的限制。

　　记者：您认为宏观上经济政策的着力点是否发生了变化？

　　杨宜勇：我觉得肯定是有微调的。从字面上看是没有，但是对于字面的意思，必须结合现实来看。

　　2009年的货币政策是相当宽松的，有的人说是过度宽松，这是不合适的。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9年是很生猛的，但是明年要变成一个比较温和的政策，尽管仍然是一个适度宽松的基调，但风格上会有一些变化。

　　今年和和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一以贯之

　　记者：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往年有什么不同？

　　杨宜勇：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和去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没有什么大的不同，现在很多人只盯在经济工作中宏观调控的任务上，胡锦涛同志提出有六条主要任务，现在很多人都盯第一条，第一条就是大不同。大家对宏观调控特别敏感、特别感兴趣，但是不能以偏概全。每年经济工作会议都有一个指导思想，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是落实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的，所以是今年和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是连贯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和去年一以贯之的。

　　如果要对这六条任务都作理解的话，都是面面俱到的，它和十七大关于经济工作涵盖的范围，或者对经济发展提出的要求都是落实的问题。经济工作会议中，领导人的讲话主要是将十七大的要求（其中提到五年的要求）每年落实下去，积极地推进，就是这样一个作用。

　　还有一点，今年和去年比，80%的工作可能是连续性的，是往前发展的，可能有20%是有所创新的，我认为这样理解比较好。

　　记者：能具体一点吗，比如说20%是什么含义，包括哪些内容？

　　杨宜勇：客观在宏观调控里，你说怎么算这个比重，比如说有六个问题，有可能在宏观调控里不一样，现在投资概念项目很多，刚才提出要保持投资速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就是去年、前年（主要是去年）新上项目，现在项目已经不少了，紧跟着要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去年不一样，去年是财政给钱，银行鼓励大家上新项目，今年是要严格控制新上项目。

　　所以在这个方面，第一部分稍微差别大一些，因为情况和形势发生了逆转，去年经济下滑，不知道底在哪，现在我们发现了2009年下滑底部就在8.3%到8.5%，因此形成底部了，2010年可能是9%到9.5%。花那么多钱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由于这些惯性的作用，明年我们货币政策还要投入大量的钱，肯定不是十万个亿，要比十万个亿要少一些，同时管理通胀预期的怎么做文章，今年投的钱翘尾到明年，明年投的钱会翘尾到后年，明年的通胀可能是2%到3%之间，后年超过超过3%怎么办？

　　调结构就是为下一轮高增长布好局、占到位

　　记者：今年经济工作会议的重心为何要放在“调结构”上？

　　杨宜勇：如果不调结构，简单摊大饼肯定是不行的，这样同比例往外摊是不行的。为什么严格管理新上项目，就是不允许再新上长线，就是长线太长，短线太短。对一些现有产业，要追求优质；没有的产业，要无中生有，加大创新。

　　现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下滑是一个支撑，但中国经济无法引领世界经济，我们体量还是太小。虽然我们进入一个恢复期，就业也在全球率先恢复，但是我们现在等于说是今年元气大伤，到2010年我们恢复元气了，明年就有时间、有可能来调整结构了。不调结构不行。今年只有保增长，没有怎么调结构，很多措施上，比如说家电下乡，它是长线，还有钢铁、水泥都是长线，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所以在全球范围看，奥巴马政府都表明，金融危机之后，它就是一个重新布局、加快布局的一个阶段。调结构就是重新布局，为什么要重新布局？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处在漫长的上升通道的起始阶段，未来全球经济好转之后，中国经济能在世界市场上多可以分一杯羹的话，就要加大新兴产业的投入。

　　下一轮新兴产业是什么，中国怎么抢先进入这个新兴产业？比如说低碳经济，比如说新能源，或者环保产业，如果进行技术突破，我们自己要有知识产权。如何改善我们的环境保护，来发展我的低碳经济，我们可以用自己的东西去发展循环经济，不是买人家昂贵的东西，避免受制于人。而且我们做得好的话，可以向别的发展中国家出口新的能源和生产的工艺技术，以及我们的设备。所以通俗地说，调结构就是布局，为下一轮高增长布好局、占到位。

　　发展隐含着调结构、促升级

　　记者：如何理解“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关系？

　　杨宜勇：去年是保增长，因为GDP增长率低于8%，就业就不行了，社会就不太稳定了，就可能崩盘，所以要保增长。保增长就是保稳定和保民生，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没有提保增长，而主要是强调调结构，或者叫管通胀，管理通胀的预期，如果有保的话就是保稳定的增长，就是保经济平稳发展。所以在平稳发展里，就隐含着结构、升级、提高等内容。

　　“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不存在平衡的问题，按每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来理解，2009年主要的矛盾是保增长，2010年增长不是问题，那主要的矛盾就是要调结构。结构本身就是赋予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企业规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等。

　　记者：调结构，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那么，对于通货膨胀以及对未来资产泡沫的担忧问题，您认为存不存在通货膨胀风险？

　　杨宜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蓝皮书预测，2010年CPI指数是2%以上、接近3%，可能是2.5%到2.9%左右。因为中央提的是管理通货膨胀的预期，没有说直接防通胀，但是它提的是“管理通货膨胀的预期”，因为今年发的钱，明年通胀水平就可能到2.5%到2.9%，3%以内还是可以接受、比较乐观的，超过了就不好办了，明年我们还要继续投钱，还是适度宽松的。翘到2011年就比较危险了，所以说必须管理好通货膨胀的预期。

　　改变消费文化、完善消费制度，全面扩大内需

　　记者：明年消费政策是否会有较大调整？您觉得如何才能有效地“促消费”？您如何评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说所说的：“增加居民消费为扩大内需重点”？

　　杨宜勇：关于消费政策，我想今年的政策还是得以延续。比如说房子的问题，有很多人想买改善性住房，很多人要卖掉原来的旧房，买房，一些税收的优惠明显还将得到延续。包括购车、机电下乡，当然也不只是乡镇，包括城市里也有财政补贴。这些政策明年都会得到延续。

　　还有一点，要扩内需，就要提高大家的收入，明年城镇人均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大概是9%的增长速度，而农村人均纯收入是7%增长速度，收入的增长对扩大消费是有所帮助的。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未来的一些消费在当前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还有一点，我们的消费文化要变化。中国人是比较节俭的民族，但有点过了。美国是负债消费，也过了。现在美国也在往回走，我们也要往中间靠一下。因为挣钱是为了改善生活，不能老攒着钱。

　　在消费问题上，中国人比较注重有形的物质消费，其实今后应该更多注重无形的精神上的消费，喜欢吃喝、偏好家电还有买房子，这都受资源瓶颈的制约。比如说要大力发展旅游、健身、保健、文化的消费，我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第六条任务讲了文化产业的需求。俄罗斯公务员400多美元一个月，每个月花100美元去看芭蕾舞，他们文化消费水平比较高，而我国在这块消费比较低。对高雅文化消费还需要加大投入。不能老是消费物质的。非物质的消费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的。

　　记者：那么，明年消费政策是否会有较大调整？

　　杨宜勇：一方面延续今年的政策，另一方面现在税收还有加强的趋势，因为明年还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是以收定支的，出台较多新的消费政策是比较难的。这种补贴性的消费，国家拿钱消费这种加大现在也没有必要，因为“保八”已经保住了，明年消费扩大主要靠收入增长。就是我讲的，城镇是9%，农村是7%，通过居民收入的增长扩大消费，才是可持续的。还有就是通过社会保障，将未来的消费变成眼前的消费，更多变成近期的消费。

　　同时我们的消费文化要变，要逐步改变我们的消费行为，不能一味地靠政策。靠我们的行为方式的改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长期收入预期的改变，最后才能导致个人行为的根本改变，这样才是长久的。比如说我一次给你一千块钱，你不会改变你的消费行为，这个钱是靠不住的。只有通过你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使得你自己的长期收入的函数发生了变化，才能彻底改变你的消费行为。

　　记者：您认为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是否已经形成？

　　杨宜勇：内生性增长机制正在形成。我们说外生主要是靠投资、靠资源，这些东西都在改变，有紧张的趋势。内生性增长机制主要是靠人力资源投资、靠技术进步、靠品牌建设，我国现在正在往这个方面转，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投资和消费驱动并驾齐驱才是切合中国实际的

　　记者：您觉得明年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会有哪些？

　　杨宜勇：如果按习惯分析，就是三架马车：投资、消费、进出口。今年的进出口是负的增长，应该说明年出口可能会正增长10%—15%，这就会有很大的改观。经济形势的起稳复苏是和进出口有关的。因为今年进出口是拉了经济增长后腿的。今年经济的增长，大概消费占了4.2个百分点，投资占了6。4个百分点，一共是十多个百分点，如果进出口回调会拉下两个多百分点，有增有减今年大概是8.3—8.5%。明年进出口会净增加，它的回升会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2009年投资可能是，上半年积极财政政策将继续延续，下半年更多靠民间资本的投入跟进来实施。

　　消费方面，也会发生缓慢地增长。今年消费增长率（居民消费增长幅度）大概是15%—16%。2009年稍微高看一点，消费额的增长是16%—17%。

　　记者：您觉得明年的投资、消费在经济增长驱动力的比重上会发生什么变化？

　　杨宜勇：一年间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投资驱动型的体制，单独就投资、消费两点而言，可能在经济中至少是3：7的关系，就是说，消费是3，投资是7。

　　消费驱动其实很难，我们发现全球有一个增长模式，凡是投资驱动的国家都是高增长的国家；凡是低增长的发达国家都是消费驱动的国家。就是说，高GDP增长率和消费驱动不可兼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像美国这样的，GDP增长率到3%-4%就不错了。地方政府是不是真的希望消费驱动型经济，即低增长的经济，不得而知。是不是存在叶公好龙，需要认真反思。

　　中国未来朝着两个方向转变，现在主要是以投资驱动为主，最后转到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并驾齐驱，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也是比较切合中国实际的选择。

　　记者：以后中国的GDP增长率是不是也会适度降低？

　　杨宜勇：长期来看那是肯定的。如果靠内需的话，从增长模式看，包括美国都是这样。对于中国现在来说，还是要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渐进型地扩大消费，不是爬台阶式的，不是一大步这样一个跨越。

　　对改善性住房要加大政策监管，对投机要采取约束性的手段

　　记者：市场对于楼市优惠政策“去留”的猜测，最早始于金秋十月。明年的楼市政策，您是如何看的？

　　杨宜勇：楼市的政策现在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明年要加大普通商品房的供给，加大保障性住房即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这些住房供应量的增长会保持房价的平稳，或者适度的回落。因为现在很多真正的穷人是买不起房，炒房的人则有好几套房。

　　对改善性住房要加大政策监管，对投机炒房要采取约束性的手段，我觉得光靠贷款的门槛可能是不太够的。昨天上海有一个人一下子买了豪宅54套，3.52亿，就是招投标时买的滨江花园，一次下单，起拍卖是2.98亿，他叫到3.52亿。一个人买54套，可能一家人都住不了。对这种就要限制，就是这些人把房价炒上去的。
 

　　现在房价不是一个问题，主要是地价

　　记者：您怎么看房价，能掉下来吗？

　　杨宜勇：我觉得，如果现在来看，中央和地方间的税收结构应该做适当调整的话，会有利于房价、地价的变化。

　　现在房价不是一个问题，主要是地价。比如说每年的地王，招投标后再盖，盖出来的楼面地价格就达到很高的价格。地方主要是靠卖地挣钱，这种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房价的上涨，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中央说要加强非税收的监管。

　　与此同时加强土地的供应，都是需要考虑的。如果明年住房的供应量增加，廉租房量增长，普通性住房供应量增长，我想至少可以保持房价的稳定，如果再乐观一点，就是稳中微降，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希望看到的。必须从调节供求关系入手。在需求侧管理方面，要有效防止炒房，炒房都是投机性的，而且是过度投资，明显是不合理的需求。

　　记者：在国际压力下，明年人民币的升值是否会加快步伐？

　　杨宜勇：我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和人民币的升值，肯定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但是它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宜操之过急。

　　重视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是出于长期战略思考

　　记者：国务院日前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我国今年批复的第8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今年批复的区域经济规划数量几乎是过去4年的总和，出台速度前所未有。区域经济为何受到如此重视？

　　杨宜勇：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央在2009年以来就特别关注。一方面和金融危机有关，出台了4万个亿、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重视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等等，但是重视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划这也是有一个长期战略思考。一些特区它们要有新的目标、新的举措，比如说海西，都是比较新的布局；而一些旧的布局，则是提出新的要求，给新的方向。各地要结合当地的资源、人才和技术的情况、地缘经济的情况加快发展、加强协作，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实行新一轮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发展。

　　记者：就是要协调发展，这是整个战略规划。这样才能更好地应付金融危机。